广西生态修复“点赞拇指”：珍稀动植物出现 村民吃上“文旅饭”

实际上，利率市场化改革有两个核心问题，首当其冲当然是利率管制制度的逐步放开，但另外不可或缺的是市场化定价机制与参与机制的不断完善。

有时候改革的过程也是需要投资的。比如液晶面板，去年京东方330亿投下去，今年半年多时间可以做200亿产值，明年就是四五百亿。

这十年，每年初我都会认真看一行三会的年度报告，主要看增加了什么新的改革创新，它们的改革创新都表现为牌照。刚刚过去的2014年，重庆经济有六七个主要指标都处在全国前列。第二类是金融机构自身风险。虽然这也是金融课堂的ABC，但是一切的金融风险都是背离了这些基本原理而所致的，所以这些基本原理要当真经来念，不管是行长还是科员，这个真经要天天念、月月念、年年念。刚才我用了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三个叠加词，就是用最土的方法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三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0%。另一方面，企业需要钱，银行就是在之间起着桥梁，起到中介和服务作用。只有如此，很多影子银行的高风险信托和理财业务才会逐步转移到银行表内。

一旦房地产泡沫在更多三、四线城市开始破裂，就可能迅速增加不良贷款并导致银行被迫控贷，房地产下滑最终会蔓延到一、二线城市。首先是竞争性金融市场的培育，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在审慎基础上加快放开中小民营银行的准入。如果金融系统的扭曲只是经济体制中诸多扭曲的一种，那么在其他扭曲依然存在时，单方面去改善金融扭曲未必是好事情。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当前房地产乃至整体经济发展模式下，房地产下行还会带来与该行业相关的另外三个主体的潜在大规模坏账。

中国较高的购房首付比例虽然让贷款购房者给银行带来的威胁相对要小，但也不能忽视。更糟糕的是，近年来政府出于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开始加强贷存比、信贷规模、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监管，迫使商业银行通过加强银信合作等方式将对利率敏感度低的地方平台类国企以及资金紧张的房地产企业推向影子银行，但这不仅进一步加大了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度，而且可能带来更高的金融风险。

房地产商在中国特有的商住用地招拍挂制度下，为支付高地价往往不得不高度依赖外部融资，尤其是银行体系贷款。金融改革与实体部门必须配套改革 金融改革本质上要为实体部门改革和经济增长服务，但实体部门改革又可以通过拉动增长的方式巩固金融体系，减少坏账，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实际上，地方在招商引资竞争中更看重本地制造业对服务业推动所带来的相关营业税和商、住用地出让金收入。当然，资本账户开放上也并非一定是无所作为，比如，IMF对于资本账户开放有很多细分项，对那些可以较快提升效率、但又不太影响金融稳定的项目，可以现在开始推动，如加大个人可兑换外币额度藏汇于民，又如对那些进入全球化布局的企业放松外汇审批等措施。

虽然2014年银监会批复首批5家民营银行筹建，但直至目前为止民营银行的申请和选择似乎更多体现了监管者的特殊政策，而非基于一套公开透明的监管标准。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商品房市场从本世纪才开始迅速发展。考虑到城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比例已接近90%，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比例也超过20% ，而绝大部分农民工难以支付如此高昂的城市房价，中国未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下行几乎无法避免。换句话说，目前央行想控制的恰恰是基本上已被市场化的几个利率，而在银行融资比重早就大大下降的情况下，存款利率也根本不能去充当基准利息率并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为此，央行 被动超发20多万亿人民币来对冲外汇储备。而一旦放开贷款利率，银行为盈利必然会强化对优质客户的竞争，结果这部分利率下降就会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又因市场疲软，银行必须对一般客户贷款提高风险溢价，又会增加这部分贷款企业的成本，最终可能增加银行不良资产。

从策略上看，很多时候改革与其扬扬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而一旦错过了这个时机，加上未充分改革的金融体制在2009年大规模信贷刺激后又带来更加的严重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后，再过快推动不当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就反而可能加速泡沫的破裂。

这一点从前些年光伏、钢铁行业的大力支持以及随后糟糕的结果就可见一斑。实际上，当前中国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已经、并将持续对中国的泡沫经济带来了本文所讨论的一系列不利影响，已经、并将继续把中国经济逼到一个风险很高的局面中去。实际上，中国经济、金融系统与房地产行业的关联程度比很多其他产生房地产泡沫并最后破裂的经济体还要高。更重要的是，政府对哪些行业有发展前景的判断也未必比银行自己的判断更准确。但中国经济走到今天，也正是渐进式改革在各领域特别需要更有效的整体制度安排时。2009年大规模刺激政策后，这些行业的很多国企，当然也有部分民企，借贷并过度扩张产能，一些央企还开始进入房地产行业炒作。

所以它们的融资主要是短期过桥性融资。金融改革模式与内部顺序选择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中自下而上试点的方法一直被认为意义重大，但在金融领域先局部试点、后全面推广的模式却未必有效。

利率显著上升会迅速加大融资主体的利息负担，这些主体包括地方政府、房地产商、以及房地产上游的能源、原材料、乃至交运等相关行业。其次，在利率水平整体升高的同时，利率波动性也会增大，而在长期管制环境中生存的商业银行往往难以很快适应，既不能把握利率的变动规律，也没有合适的金融工具来规避利率风险。

此外，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国企、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让其对利率上升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太敏感。但我们目前看到的，却是央行试图直接去控制、但实际上却难以实施有效影响的其他一些利率，比如存贷款利率。

所以，抓住当前经常项目顺差已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下降、甚至贬值预期有所增加、国内资产价格也有下降预期的时机，进一步增大汇率弹性，加快建立浮动汇率体制，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它不仅有利于增加出口、稳定经济，也有利于降低过多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加强中国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这是因为金融资本可能通过各种渠道进出试点区域，不仅导致试点效果难以评估，而且还可能带来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套利、财富超常规再分配等问题。比如，当前中国即使要推动利率市场化，首要任务也应该是健全银行间借贷市场，使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成为中国的基准利率并以此构筑央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尤其在整体经济的金融化深度与泡沫化程度大大加强后，更迫切要求未来的改革更具配套性。

在那些产能因国有垄断而仍然不足或效率不高的行业，如一些高端服务业、制造业部门，以及城市公用事业部门，通过打破垄断来拉动增长、增加税收，或至少降低公共服务成本。首先是高负债的房地产商。

由于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一般低于10%，一般而言难以承受高达15%的影子银行融资成本。由于这一段时间房价上涨很快，不断有人强调中国房地产是一个坚硬的泡沫。

但本世纪以来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货币超发倒逼机制，而这一倒逼机制的主要结果是日益严重的资产泡沫，通胀水平反而要比1980年代要更温和一些。因此，一旦商、住用地价格未来出现快速下行，地方政府的还债就会出现巨大困难。

如果这些基础工作没有做好，却去盲目推动央行实际难以控制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就可能让改革未得其利、先受其害。特别是如果房地产市场存在重大风险，甚至泡沫开始破裂后，银行系统坏账将大幅增加，而此时存款利率过快市场化必然压低银行利润，并从而大大削弱了银行应对这些坏账的能力。与此相反，本系列前几篇讨论的国企改革、城市土地改革都有非常明确的改革受损者，其利益相对集中，集体行动能力也更强，在这些领域去推动实质性改革的难度自然也就更大。应该指出，这些主体已积累了巨额存量债务，且相当部分存量债务因投资效率低下、贷款期限错配难以按时还本付息，已经开始展期。

换句话说，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改革，各自内容都非常丰富，改革必须审慎规划并推进。当然，金融改革内部的顺序选择也非常重要，只有当实体部门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改革都得到有效推进，国内经济抗御金融风险、尤其是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后，才可以考虑谋求全面推动资本账户自由化。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决策机制健全 与中国尚未完成的经济改革一样，金融改革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制造业带动本地房地产业在内的服务业发展后，地方政府往往还要贷款搞新城区建设以便未来出让商、住用地，最后再通过商、住用地出让金获利来偿还银行贷款。

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以强化竞争，乃至逐步提升国有银行的非国有股权比例，也都是治本的措施。但从现实来看，中国推动未来经济改革、乃至金融改革的路线图还不那么清晰。